三十年，人生可称而立，国家能见枯荣。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以8500万残疾人为扶助对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秉承“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宗旨，引领了新时期中国慈善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

建立中国第一个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推动《残疾人保障法》的制定与实施、完成首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组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启动“集善工程”等一大批帮扶贫困残疾人群体的公益救助项目、募集53亿元款物……三十载峥嵘岁月，正是收获的时节，邓朴方会长说，“打造一个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世界一流基金会，这才刚刚开了个头儿！”

纪念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寻找奋斗的原点，为了再次吹响冲锋的集结号。

时光退回到1983年的春天，刚刚在加拿大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的邓朴方那一年39岁，由于文革中一家人的遭遇，高位截瘫的他体会过世态炎凉，饱尝了病痛折磨，他深知康复是残疾人的第一需求。正是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国外接受治疗后，邓朴方毅然回国，他带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让中国的残疾人也能享受到一流的康复治疗和服务。

“我们必须要建一座像样的康复机构！”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康复机构，外号“拼命三郎”的邓朴方坐着手摇轮椅，找到了当年同在301医院住院的哥们儿兼病友、和自己有着类似境况的王鲁光。电话里邓朴方对王鲁光说：“鲁光，我在国外见到了很多的康复实验， 咱们是不是也做一个？”王鲁光回答：“可以！外国有的，咱们也应该有。”就这样，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好哥们儿再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准备出发。

“刚开始的时候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汽车，除了民政部的四位干部在民政部领工资外，其他人员一概没有工资，连补助都没有，都是熟人介绍的朋友无偿过来帮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蒋小明回忆起当初在北京市富建胡同 1号小四合院创业的情景时说道。通过各种方式，邓朴方和王鲁光找到了当时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八位知名人士：李维汉、胡子昂、季方、华罗庚、赵朴初、黄鼎臣、吴作人、张邦英“八老”与林月琴等31位全国人大代表，黄家驷等12位专家以及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等分别正式提议：筹备成立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倡议书提交至有关部门。

建立康复中心需要钱物，王鲁光回忆：“当时胡子昂、赵朴初、吴作人等人都来支持，中直机关给我们一些旧家具，军委军直机关给我们一些旧地毯，就这么慢慢建成的，当时军直还给了一辆非常旧的汽车，车牌是172，经常抛锚的汽车。”为了募集到更多资金，他们四处筹款……有钱的捐钱，没有钱就捐物。随后，接收方又成了问题。“后来慢慢就明白了，必须有一个接收单位，再到海关总署办免税手续。”要建康复中心，必须先成立基金会！就这样，在筹建康复中心的过程中，先期完成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建立工作。资金有了正当的对接途径，为康复中心的建设乃至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起步都扫除了障碍。

三月春风暖人心，人逢喜事精神爽。1984年3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胡启立批示同意民政部党组《关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人选的报告》。3月10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推选国家副主席王震为名誉理事长，程子华、王光英等27人为名誉理事，崔乃夫为理事长，李正、邓朴方、张自宽、郭济为副理事长，王鲁光为秘书长。

3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在成立大会的会场悬挂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会徽，我看到了‘残疾人’这三个字，真的感慨万千，因为在此之前，我和许多残疾人兄弟姐妹都被称为‘残废人’。基金会会徽是梅花的形状，象征着经历严冬也要傲雪绽放的坚强品格，也象征着春天到来的希望。”至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不仅仅是一个基金会，它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当基金会的牌子悬挂起来的时候，美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个梦想是朴方同志的，也是我们大家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起步都与大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基金会成立更大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残疾人运动密不可分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上“充分参与和机会平等”理念日渐流行；1981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残疾人年”，DPI（残疾人国际）成立；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宣布1983年至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同时呼吁各国与国际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直至1992年，“国际残疾人日”确立。

第一代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未曾被人了解的陌生事业，将逆境中的人世沧桑换作悲天悯人的大爱之心，用低调回应一切喧嚣。 2003年的“联合国人权奖”颁奖现场，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第一个坐轮椅得奖的残疾人，邓朴方说，“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这也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成立以来融进骨子里的一种精神，残疾人自己的基金会，为残疾人谋福利，天经地义。

为“人道主义”写下新的注脚

曾经，人们对“慈善”、“人道主义”这些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词汇都讳莫如深。

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慈善组织在政府有意识的培育下实现了历史性的回归，包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内的第一批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开始出现。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也逐渐扩大，为基金会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但是整个社会对“慈善”二字的接受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时“慈善”一词更多让人们想到的是旧社会地主乡绅的“伪善”。直到1991年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慈善”的表述还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人道主义”也曾经是国人讳莫如深的话语禁区，特别是文革以前，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尽管毛主席在战争年代说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却要加上“革命的”；尽管《残疾人保障法》里极力争取写进人道主义，但是还是要加上限定语“社会主义的”；江泽民在为《自强之歌》所写的序言里不再有限定词，就是“人道主义”；直到胡锦涛主席在2007年上海特奥会期间明确提出“弘扬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细微的变化，不仅是舆论的嬗变，更是社会文明的质变。

尽管受到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人道主义”的内涵几经演变，但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创始人们始终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呼吁人道主义。1984年3月，邓朴方主持制订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传提纲》，提出了残疾人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人道主义是我们的旗帜”，“残疾人不是废人，只要社会给他一个条件，一个帮助，他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包袱”。“提纲”还总结了新中国残疾人的福利工作，明确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宣传和实行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

自从上世纪 80年代初，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率先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开展三项抢救性康复工作，从“助行行动”、“助听行动”、“启明行动”到形成“集善工程”公益项目品牌。重声誉、 讲诚信，建设透明、规范的公益机构，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立会之本。

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筹资能力与方式、援助范围与力度、公益项目数量与质量都实现了长足进步，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截至2013年12月，基金会累计筹集款物合计53亿元人民币，倡导、推行了1000多个旨在帮扶残疾人的公益项目，使上千万残疾人受益。

弱者的权利是丈量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尺度。数据只能标示基金会发展三十年来的物质海拔线，而残疾人生存状况在多大程度得到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究竟如何，才是三十年来的精神海拔线。而无论物质的海拔还是精神的海拔，终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是任何一个时代永恒的主题。

用“点穴”的手法， 花好每一分钱

对于基金会的作用，美国著名慈善家、实业家老洛克菲勒有一句话：“基金会就像中国的针灸。在某个穴位上扎一针，改善整个肌体的健康水平。”点准一个点，就可以解决整个国家、民族数年未曾解决的问题，将每一分钱花在最能够产生几何级增长的地方，这也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直以来的策略。

自1984年起，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捐款，至今逾4亿港元，其中包括捐资开展三期“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

自2008年始，交通银行十年内捐赠一个亿，支持残疾贫困孩子完成学业、特教学校改造、特教老师培训。理事长汤小泉说：“残疾孩子如果学习，有了知识文化，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命运。现在残疾人的文盲率已经大大降低了，残疾孩子的入学率大大提升，特教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我觉得交通银行功不可没。”

台塑集团王永庆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设立中国大陆地区首个人工耳蜗捐赠项目，计划赞助1.4万多台人工耳蜗。通常一台人工耳蜗的造价在几万元到二十几万元不等。普通家庭一般难以负担，何况贫困残疾儿童家庭。王永庆的人工耳蜗捐赠项目帮助贫困聋儿接受聋儿语训，使他们走出无声世界，同时也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当时这个项目启动以后，确实很震撼，而且震动了政府，三年以后政府开始拨钱，支持人工耳蜗项目。现在每年政府要拨上亿元，支持四五千台人工耳蜗。这不是小数目的支持，是巨大的支持。2008 年国家人工耳蜗项目正式启动。

正保集团的远程教育学习卡帮助残疾人完成上学梦，集政府、企业、香港赛马会等多方力量于汶川地震后建立的拥有国际一流康复水平的“四川八一康 复中心”；每年一个主题的“集善嘉年华”慈善活动；“集善三星爱之光系列公益项目”；“集善如新蜜儿餐”关注残疾儿童营养；“启明行动”为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信息无障碍论坛使残疾人跨越信息鸿沟；“阳光伴我行”项目为脑瘫儿童提供轮椅等。

在基金会的各类项目中，改变命运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从“输血”起步，着力于贫困残疾人的三项抢救性康复，开展小儿麻痹矫治手术（助行行动）、白内障复明手术（启明行动）以及聋儿听力语言训练康复（助听行动）；第二个十年，“输血”同时探索“造血”，启动“扶残助学春雨行动”、“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培养眼科医生；第三个十年，“输血”与“造血”并重，打造一批公众知晓度颇高的品牌项目：“阳光伴我行”、“我送盲童一 本书”、“集善残疾儿童助养”等，将公益项目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近几年，基金会着力打造了“集善工程”这一公益品牌，形成了集善嘉年华、启明行动、助行行动、助听行动、助学行动、信息无障碍行动和助困行动等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项目，在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文化和体育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打造“世界一流基金会”：公信力决定一切

很长一段时间，“公信力”成了笼罩在慈善事业上空的一团乌云。

著名媒体评论人白岩松曾经说过，“中国的公益慈善，在二十年内，主要的任务，不是救济多少人，募捐多少钱，而是建章立制，确立游戏规则。”从将善款据为己有的央视“中国母亲”胡曼莉，到备受诟病的汶川、玉树地震救灾款使用情况，再到郭美美炫富事件，彻底点燃了舆论对中国慈善公信力全盘否定的引线。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恰恰是规则不健全，监督缺位的集中体现。

公众改变了双眼盯着灾区看的习惯，开始关心善款去向，这是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的可喜信号。但是，毫无疑问，社会捐赠总量减少，最终受害的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新闻中心、新浪新闻中心合作的另一项针对近5000人的调查显示：71.9%的受访者认为“慈善事业人人有责”，78.7%的人表示自己曾经做过慈善。但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普通人对慈善组织信任不够。中国公众参与最多慈善的方式，是“单位组织的捐款捐物”（70.8%），其次是“给街边乞丐扔些零钱”（67.6%）和“买福利彩票”（54.7%），此外还有28.6%的人表示自己曾通过“捐献血液/骨髓”的方式表达过爱心。只有21.5%的人曾“主动向基金会/公益组织捐款”，64.5% 的人甚至表示，如果手头有闲钱想用于慈善事业，他们宁可 “自己去找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通过基金会或慈善组织。公益慈善信任危机事件不断曝光，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捐赠热情，也直接影响了慈善机构的积极效用。

没有公开就不可能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就没有生命力。慈善公信力的建立，需要慈善组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捐助信息公示制度，建立监管机制，同时也离不开外部监督。为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建立了完善的网上信息披露制度，捐赠人可以通过基金会网站查询在线捐款账目，查看项目实施动态；查询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等相关信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回答了公众三个问题：钱是怎么来的？钱是怎么花的？花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早在2001年，邓朴方就提出“二次创业”的要求 : 打造“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世界一流基金会”，这是目前基金会的主要战略发展规划之一。近几年的公信力风波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经受住了考验，逆势上扬，非常不容易”。会长邓朴方感慨道。在透明管理方面，基金会一直坚持着“阳光”发展。

“做国际一流基金会，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网络时代做事情必须透明化，香港的说法是‘比白还要白’，这是基金会的传统，一定要保持下来。”

基金会始终坚持“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工作原则，近年来随着《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动自查，将隐患消灭在萌芽，并按照民政部制定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 年）》和《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要求，积极完善规章制度，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除了要建立健全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制度和内部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监督作用更为重要。为了让每一分钱都在公众监督之下，2011 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整版公告，公布了2010年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的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名字；2012年5月8日，基金会又在央视新闻频道大晒账单。

自2011年始，基金会加强了公益项目监管工作，成立项目监管领导小组，定期组织捐赠者代表一起前往项目实施地区，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回访，以加强对项目实施地区资金捐助使用情况的监督，以便资源有效配置，更好地服务于残疾人。

2008年，在民政部首次对基金会的评估考核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被评为5A级基金会，这是公募基金会的最高评级；2010年2月，民政部授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2011年7月15日，在第六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工程·启明行动”被评为“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2013年再度获评5A级基金会；2013年荣获“年度信息披露情况抽样调查卓越组织——慈善透明榜样”称号。

未来三十年，基金会将成新的增长点

业界有一个“三个三十年”的理论：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政治的三十年，政权体系建立，逐渐成为政治大国；1979年到2008年是为经济的三十年，市场体系建立，企业发育，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未来的三十年，新的社会生长点将是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她将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就像第一个三十年当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和第二个三十年当中企业所起的作用一样。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也对未来社会慈善组织的作用给予大胆预测：“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推进社会转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目前，中国社会大致有四种性质的基金会：一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嫡出”公募基金会，二是企业或个人出资设立的私募基金会，三是“人员流动大、苦哈哈矢志奉献”的草根机构，四是国外大型基金会的代表处，多以企业形式注册。

对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同仁们有着深刻的认识，从慈善资源的角度来看，国字号基金会有官方背景，募集捐款时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擅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对政府依赖性也更强，存在着内部管理体制僵化，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工作人员的聘用还沿用旧的事业单位机制等。这些都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基金会”遇到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不谈官办还是草根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共同努力，将慈善的盘子做大，真正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中国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三”原本是“多”的意思 ，生活方式多元，价值导向多元。容纳不同形态的社会慈善组织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论怎样多元，核心应该不变，善与爱的共识应该强化。

摆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面前的困难也是所有慈善组织的共同难题，那就是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没有进入常态化发展这一现实。2010年，我国GDP已近40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还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但是，“社会资金富裕，慈善资金缺乏；爱心奉献丰富，慈善组织缺乏；捐赠方式多样，税收政策缺乏；社会需求暴增，公益服务缺乏”是业内普遍认可的现实。

举个例子，“希望工程”在中国社会尽人皆知。自1989年成立至今，青基会在希望工程项目中募款总额也就仅仅超过60亿元。听上去不少，可60亿还不够在上海修两公里高铁。如此角度 ，这60亿是多还是少呢？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慈善的习惯却远 未形成。常年的人均捐赠量不足100元人民币，而美国每年的人均捐赠有上千美元，常年捐赠数在3000亿美元左右。

谁都知道，经济上的巨人不等于精神上的巨人。唯有把公平正义、大爱之情注入整个社会，导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改变每个社会成员对待弱者的观念，才是慈善事业真正的春天。而基金会最终起作用，仍然需要通过政府、企业、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她需要“政治”有良知，“经济”讲良心，要把人性添加到 核心社会推动力中。掌握权力的人有了慈心，能做的善事太多太大了，从商的有了善举，能做的比掌握权力的人还多，还大。未来三十年，基金会的价值倡导功能才是改变中国慈善事业现状的心灵力量。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未来充满变数，但为了8500万残疾人，慈心作善，是基金会一直的坚守。正如三十年前起步的那个春天，做慈善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公开、透明、高效率、高公信力的世界一流基金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