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恩元：三项康复让基金会扎根 到最基层

2014-03-14

人物简介

薛恩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长。

基金会组织了十几批医疗队，没有报酬，奔赴各地专门实施儿麻矫正手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到厦门将一 位患者弯的脊柱通过手术竖起来了，当地一下轰动了。“从 儿麻矫正手术后，大家都知道有个残疾人的基金会。”

1983年4月22日，薛恩元清楚地记得这天。彼时，薛恩元是民政部城市社会福利司三处处长，主抓残疾人用品 用具的行业管理。这天，北京市残疾人 俱乐部的三位青年拄着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到二楼，找到薛恩元反映残疾 人的要求。看他们那么不适地下台阶，“要加强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薛恩元第一次有了强烈的亲身感受。

同在这一天，民政部通知薛恩元， 协助邓朴方、王鲁光，参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筹建。当天，他跟着民政 部律政司司长李正来到王鲁光家，邓朴方已在那等候，这次重要的“四人会议”上，邓朴方告诉大家，他想建立为中国 残疾人服务的康复中心，建康复中心需要筹钱，就得先成立基金会。王鲁光拿出一张台湾复康医院的图纸给大家看，但在大陆是叫复康还是康复？大家最终 商量还是叫康复，延续习惯叫法。

旧观念不打破，解决不了残疾人工作的根本问题

自4月22日后，“四人会议”固 定每个礼拜二召开一次，地点都在王鲁光家，一直持续到当年8月，搬到富建 胡同1号四合院为止。

那时邓朴方既抓大政方针，也抓组织管理，薛恩元负责跑前跑后。邓朴方撰写了上报给国务院的成立报告，找薛恩元商量报告里写多少经费请求批复合适。薛恩元算算建设费、设备费、医护费、人员经费等，估算实际需求3000 万都打不住，但当时副总理最大批复权 限是 3000万，多了批不了，得再往上批。大家怕批不下来又耽误时间，薛恩元报了 2800万。等到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成立，实际拨款又减了200 万，拨款 2600万作为费用。

基金会成立之初，最大困难是思想障碍。“那时残疾军人叫作残废军人， 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到中国叫‘中国国际残废人年’。”1984年10月，邓朴方召集基金会全体人员开会，宣读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传提纲》，第一次提到“人道主义是我们的旗帜”，“残疾人不是废人，只要社会给他一个条件，一个帮助，他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包袱”。后来文章引起社会争议。邓朴方就提出办本杂志《三月风》，作为宣传阵地，并提出基金会的宗旨就是“人道廉洁”，说基金会募集资金必须要廉洁，不要在这方面出问题。

答谢演出到一半，邓朴方上台了

1985年初，基金会从四合院搬到白广路民政干校内办公。募捐仍是第一要务，薛恩元第一站去了深圳，募集到50多万，另一位同事在广州募集到100多万，两地加起来200万多，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基金会特请来东方歌舞团做答谢演出。

薛恩元觉得答谢分量不够，他给邓朴方打了电话，希望他能亲自来一趟。第二天演出在即，时间太匆忙，邓朴方说考虑考虑，让他两个小时后再来电话。两个小时后，回复“定了，去。”第二天一早飞广州，连广州市都没有进，邓朴方直接下了飞机坐汽车往深圳走。

晚上演出到一半，邓朴方还没有到，薛恩元急坏了。演出前，他已跟观众说了邓朴方会来当面致谢，大家哗哗哗地一阵鼓掌了。那时没电话，“是不是路上出事了，还是来不了了？”薛恩元想着怎么跟大家交代。中场休息时，突然有人说，“邓朴方来了。”歇都没歇，一口水都顾上喝，邓朴方直接就上了台。后来才知道，广州到深圳陆路拥堵，为了赶时间就走了水路。河上不通车，车都要通过船运到对面。

三项康复为基金会打开声誉

1983年9月，康复国际会主席方心让拜访邓朴方，宣传现代康复理念，介绍说康复应该包括残疾的“预防、康复、平等参与社会”三方面。“从预防开始，减少残疾人数量”，第一项就是预防儿麻，“那时每年都有总理亲自给儿童喂糖丸”，这跟基金会在做大量小儿麻痹症康复工作有关。

邓朴方去山西大同调研，有一个儿麻患者坐在地上，问邓朴方能不能想办法给他治病，帮他站起来。邓朴方让薛恩元着手调查数据，全国有多少儿麻患者，能康复的又有多少。1987年7月，薛恩元组织召开部分省市康复座谈会，向各个医院各科主任征求意见，商定展开康复工作，服务对象和数量如何定。

薛恩元想囊括精神病在内的五项康复，“数量定大了完不成，小了影响太小”，最终确定开展30万例儿麻矫正、50万例白内障复明、3万例聋儿语训。

此后，基金会组织了十几批北京各大医院骨科主任参与的医疗队，没有报酬，去了一个多月，奔赴各地专门实施儿麻矫正手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到厦门做了一例儿麻患者脊柱矫正的手术，将患者弯的脊柱竖起来了，当地一下轰动了。那时的社会影响很大，有些患者恢复了站立，有些能走路了，这为成立不久的基金会打开了声誉，“因为与老百姓打交道，所以三项康复一直深入到最基层”，“从儿麻矫正手术后，大家都知道有个残疾人的基金会”。

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将三项康复任务列入《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经国务院批准下发到全国各地执行，各省市都分配有任务。“这督促各地政府成立残联，不然各个村的儿麻患者上哪找去，一级一级就把残疾人的组织建立起来了。”

中美假肢合作从基金会起步

1987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中国，两次见到邓小平，其中谈到残疾人时，邓小平提到“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这引起了卡特的注意。卡特临时起意，提出签订一份美方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意向书。意向书签订的那天，薛恩元也在现场。随后，他被任命为中方项目主任。

卡特回国后，又派了两名工作人员来北京，商议如何贯彻意向书。基金会国际部的张楠向薛恩元提议，可以将中美双方的合作放在残疾人用品上。当时北京假肢厂技术落后，“零部件生产都靠打铁，烧红了再打”，薛恩元便向美方阐述，中国肢体残疾人有几百万，但只有20%安装了假肢，剩下的残疾人没有假肢连路都走不了。

美方考察北京假肢厂，拍照片回去汇报，很快美方卡特基金会认可了中方的合作建议。1988年4月，薛恩元任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带队赴美谈判，项目基金最后商定为150多万美元，“那时这个数是天数”。

1991年4月，北京假肢厂顺利完成改建，卡特参加落成典礼回美后，满意的他特意给薛恩元写了封感谢信。自此，我国最先进的假肢零部件生产线、一座假肢装配中心和检测中心初步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