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红：从轮椅开始的梦

2014-03-14

人物介绍

王宇红 1955年出生，开国大将王树声之女，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第一任副理事长王鲁光之妹。现任北京纽曼帝莱蒙膜建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

他说他和朴方都是靠着理想和信念活着的人，当时他们都是二三十岁，意气风发。“那是春光明媚的一天”， 这是他对筹备会那天的印象。

1972年10月，朴方从江西来到 北京301医院住院，我哥哥王鲁光是 1972年12月26日车祸受伤的，也住在301医院。

当时外科大楼的骨科有三个小房 间，他们俩一人住了一个。病房是挨着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虽然各自的父亲在战争年代一起工作过，但他们俩之前互不认识，两人是隔壁嘛，平时经常互相串串，后来就成了病友。

六年是一个大学

无论冬夏，每个星期天我一定会骑着自行车去看我哥哥。家里熬点鸡汤，或者炒点青菜，拿一个保温桶装好带去。朴方家是四川人嘛，朴方的奶奶在家，总是做一点小菜，一小盒一小盒的，炒得很好吃。当时医院的伙食都很难吃，所以到周末时，两人你给我一点，我给 你一点，互相尝一尝。

他们一起住院住了6年。我哥哥说，6 年就是一个大学啊。他们聊天无话不谈。哥哥告诉我，朴方受伤后，曾有一 段时间去江西，他的父亲在那里。江西的夏天特别热，儿子要洗澡，只能垫一块布在地上，父亲来帮他洗。这些故事 听了之后让人很心酸。住院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朴方被从小病房挪 到了大病房，这个风过去后，又回到小病房，几次三番，可见世态炎凉。

他们有时喝点酒，可根本没有钱，朴方就只能编点铁丝垃圾筐。我哥哥后来说想养只鸟，朴方还给他编过一个鸟笼子，在我们家搁了好多年，可惜现在找不着了。

他们俩最好玩的还是去钓鱼。他们俩一人拿一根钓鱼竿，到处找地方钓鱼去。有一回钓到一条大鱼，鱼咬着线，把那轮椅的车轮都拽起来了。我后来特别担心，要是鱼没钓上来，两个残疾人 给拉到水里了，可怎么捞啊？

朴方的弟弟也是周末的时候，跑去看朴方。哥儿俩在屋里拿一大堆零件做过电视。你想想，那可是七几年的时候。朴方是北大念理科，学物理的，我哥哥是清华学工科的，机械系的。他就说朴方是开拓型思维。他是操作型实证型的。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奋斗的精神和意志。1976年1月8号，周总理去世了，十里长街送总理，301医院离长安街很近，但他们两个不能出去送总理。两个人就拿出了一瓶保存了很久的茅台酒，对着喝着，相对无言，两个人都在流泪，最后把酒洒在了地上。他们心里是有抱负的。不是说残疾了，就躺在床上了，能吃能喝能活下去就行了。

春光明媚的日子

后来朴方去国外开刀做手术，受到了启发，回来以后，就给鲁光打电话，说我们应该为残疾人做一点事情。1983年3月15日，他们有了一个动议，要成立一个筹备会。“那是春光明媚的一天”，这是他对那天的印象。

到了1984年3月15日，基金会正式成立了，9月份才搬到富建胡同。前半年，开会就是在我们家。一般十来个人，有的时候在我们家吃顿饭，我们家的饭桌也不大，逮着什么吃什么。我妈妈开玩笑说，我们家茶叶他们没少喝。当时他们都是二三十岁，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我哥哥主持设计了基金会会徽，他设计好了让我看。他做过机械制图，所以画得挺漂亮。图案是个梅花的形状，他解释说，这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我觉得特别贴切。我喜欢它的颜色，象征着春天和生命。

要办成事情，还要求助于社会和有影响的人的力量。他们去拜访赵朴初，朴老就把有关基金会的一些文件，专门放在一个地方，特别重视这个事情。我哥哥后来写道，“我们走后的那个晚上，老人家一夜没有合眼。”

在富建胡同的时候，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他们俩就是坐着轮椅，其他人就是公共汽车。过节时，他们就自己拿点东西来，大家会餐。筹到2600万要做康复中心的时候，他们连去餐厅吃顿饭的想法都没有。

朴方的办公室是在北边的一个屋子，很冷，自己花钱买了个电褥子，放在床上，暖和一些。他的下肢没有感觉，不能运动，他的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要是冷，就只有上身能感觉到，底下没有感觉。我哥哥的文章里写道，朴方是“钢筋铁骨”，为什么？后面是钢板支撑着脊柱呢，连背和腰都不能弯。

我们靠着理想和信念活着

你看我哥哥笑谈人生，别人都觉得特别开朗，说他的笑声那么能感染人，但实际上，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看着很辛酸。我看着他的两条腿一点一点萎缩，最后就像两根枯木头一样。而上肢不断发达，后来我给他买衣服都特别不好买，普通人的衬衣胳膊这个地方他穿特别费劲。有时他为了少排尿，甚至不喝水。但不喝水对于他们来说，是个特别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他那么忘我地去工作，他很享受这个奋斗的过程。他说他和朴方，“我们是靠着理想和信念活着的人”。他们从父辈的身上，汲取了这种精神和力量。我父亲是1974年1月份去世的，去世前，他们俩摇着轮椅去看我父亲。我父亲看着他们俩，断断续续地说，“你们两个都是大学生，应该为党为民族做点你们的事情。”我哥哥永远记住了这句话。

他四处出差，非常不容易，他在家睡的是架子床，上面有两个铁架子，可以拉，可以翻身。可是出差到宾馆去，人家没有这个设备。他要翻个身特别费劲，大小便也不方便。他后来还生了褥疮。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说，有次抬他上台阶，一不小心，“啪”，人就翻了。可他从没跟我们讲过。

回来他有很多感慨，到处奔波，有时挺不注意自己的。医生鼓励他锻炼身体，可他后来整天忙东忙西的，不锻炼身体了，你跟他说什么他也不听了。时间安排不由人。更不方便的是，他排尿不能控制，戴着残疾人用的那种尿袋子。有时为了不使劲排尿，就不喝水。但他这种情况，不喝水对身体特别不好。

2004年3月15日，基金会20周年的时候他发言说：20年了，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新起点，我们不可以居功，要再奋发。2005年2月份他就去世了。我哥哥帮助过很多人。他去世的那天，在八宝山送别的那天，有上千人当时到那去。而且有很多很多残疾人去看他最后一眼。有拄拐的，有坐轮椅的。

20周年是一个新起点，30周年是另一个新起点。现在的基金会三十年了，立也立住了，但是不应该忘记一开始创业的艰苦。我希望它能永远地奋进，要做踏踏实实的事情，启发每一个人的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