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小明：基金会一直与时代同步

2014-03-14

人物简介

蒋小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联合国投资委员会委员、香港赛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个奖能够颁给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残疾人，有着多重意义，既是对朴方本人毕生奉献的肯定，也是对中 国残疾人事业从无到有的赞许，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 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的鼓励。

1983年底，蒋小明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讲师。一天，朋友章鸿远来找他，说起邓朴方正领着大家筹办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邀他一起去帮忙。

蒋小明 15岁到陕北插队，村里人都很穷，每天全劳力一个工只得三毛钱。 而压在最底层的就是所谓“残废”，这 些人很多丧失了劳动能力，衣衫褴褛，肮脏不堪，走街串巷地讨饭为生。陕北人厚道，村里的大娘、婆姨们家里再穷，有“残废”讨饭的上门，也要多少给点儿吃的，就像她们悄悄给蒋小明等知青的瓦罐里塞个糠窝窝一样。

插队五年后，蒋小明考上了北外。毕业后留校，留学澳大利亚。国外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特别是公众意识不断冲击着他。回国后在北外教书，他也有机会参观过专为残疾人开的福利院，其状况和西方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城里别说无障碍设施，大街上连个残疾人的影子都没有。为人类谋福利就是要从社会最底层做起，从残疾人做起，办 基金会这事有意义，也很有开创性。

第一次与邓朴方、王鲁光会面，“他们俩生龙活虎的劲儿，特别打动我。” 后来，只要没课，蒋小明就蹬着自行车往富建胡同 1号跑。当时人手少，各种活动都得参与，有什么干什么，做翻译、搞接待、办活动，忙不过来就把自己老婆叫上。基金会需用的东西，相机、胶卷、香烟、茶叶从家里拿过来就是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过国的人很少， 大家经常围坐在一起，听他讲国外的坡道，残疾人怎么工作，怎么运动，甚至还可以自己开车……他讲的那些故事很是鼓舞人心，每次会议结束，大家陆续走出那个熟悉的小院时，每个人都是高高兴兴，充满希望的。

“人道主义”大辩论

1983年3月7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篇报告因谈到了“异化”和“人道主义”，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评。由此，“异化”和“人道主义”成了当时“反精神污染”的一项主要内容。作为“反精神污染”的重要成果，1984年1月27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

文章的影响很大，意思是人道主义要分“姓资姓社”，阻止了很多思想方面的探索。作者为此专门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人道主义，不少同志反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邓朴方当场就提出质疑，说你们不了解残疾人的痛苦。那次会议习近平也在，据说讲的话很切合实际，他有下乡插队的经历，对基层老百姓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很有感情，讲了很多民间的疾苦，谈到政策性的问题，很有意义。

1984年10月10日，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干部会议上做了一次关于人道主义的讲话。12月7日，此文被《人民日报》转载，朴方对“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的批评和对文革非人道行为的定性（封建主义宗教狂热），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人类不能忽视的精神财富，祛除了人为附加给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自己体验的真实反证了理论的虚假、教条，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得到巴金等一批思想界人士的支持。

“如果人道主义不能深入人心，社会道德没有一个大的进步，要想根本解决残疾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成立基金会是在这么一个大的气候下，整个残疾人工作都希望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这方面，当时的《人民日报》是很支持的。大家干劲十足，觉得春天就要来了。”

30年前的艳阳天

1984年9月，基金会联合香港复康联会和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在港举办捐赠画展，画作由吴作人等67位著名画家捐赠，包玉刚、霍英东、李嘉诚等社会贤达对这一新生事物，态度积极，为基金会募得了第一笔可观的数目。

基金会一行包括朴方和工作人员去了六人，蒋小明随行义务服务，搬画、运行李、推轮椅等，什么都做，“辛苦，也很有意思”。不光是义卖，他们去香港各个慈善机构和社会性组织参观学习，东华三院、保良局、仁济医院、博爱医院都去了，最后去的是香港赛马会。

“过去大陆官员访港，绝不会去马场。其实，马会的盈利二分之一都归政府，而其中大部分政府是用来资助慈善机构的，每年上缴的钱约占政府整个税收的10%，在慈善工作方面，香港有着成熟、丰富的经验。”

马会董事方心让邀请大家现场考察马会的运作，一行人了解了驯马师的生活，了解到慈善事业怎么运作。“朴方和驯马师亲切握手交谈，当时，马会从未接待过如此高规格的内地代表团，大家都很感动。方董替在座所有客人押了一笔，演示如何下注，赢了点钱。”

从香港回来，很快就到了国庆节天安门大阅兵。“北大学子打出自己写的横幅‘小平你好’，当时我和朴方都在，觉得天可晴了，残疾人的事业可以扬眉吐气了。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烟火，朴方在，海迪也在，大家特别高兴，看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觉得真的很有希望。”

和国家一道成长

后来，蒋小明去澳洲读了硕士，到英国剑桥大学念了博士，又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再回来基金会做理事时，已经是年过半百了。

蒋小明现任联合国投资委员会委员，委员一共9人，亚洲两人。“我和基金会从没断过联系，包括出国那些年。每次回来都会和朴方见面交流，关心基金会的发展。朴方是个聪慧过人又与时俱进的人，他的思想是天然的倾向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他很关心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局势，特别愿意接受新知识，一说到新事物，眼睛会炯炯有神。”

2003年12月，朴方荣获“联合国人权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也是全球第一位残疾人获此殊荣。蒋小明在联合国工作过，明白这个奖得来不易。联合国人权奖每5年评一次，至少经过3轮投票，并且都是无记名的。历史上得过此奖的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耐尔森·曼德拉。

“多年来，西方国家通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持批评态度。这个奖能够颁给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残疾人，有着多重意义，既是对朴方本人毕生奉献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残疾人事业从无到有的赞许，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的鼓励。”

几年前，在基金会的“集善嘉年华”活动上，朴方被邀请讲话，蒋小明至今印象深刻，“他的话不多，却掷地有声，他说改革三十年，也欠了三十年的债，包括环境的债，贫富悬殊的债，残疾人的债。他把残疾人事业和整个中国的命运绑在了一起。”的确，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只有和国家一块成长才能欣欣向荣，越是改革开放，社会民众的富裕程度越高，残疾人的状况就应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