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钦：吃苦耐劳是我们血液里的基因

2014-03-14

人物简介

刘鸿钦1934年出生，1983年7月加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从事人事、党务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及专职党委副书记。

“我祝福基金会繁荣昌盛，像梅花一样坚强盛开，一直开下去。” 刘鸿钦说的那朵花，正是基金会会徽上那闪闪发光的一朵。

1983年，是刘鸿钦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之前的三四年里，她都在民政部人事处工作，“稳定”，她自己很满意。有一天，原民政部城福司司长李正找到她，说国家要专门成立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机构，组织上决定派她参与筹建工作。当时民政部下设盲聋哑协会，但没有专门的肢体残疾协会，相当于残疾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没有人管，成立新部门势在必行。可刘鸿钦不了解新工作的内容，只听说要和邓朴方在一起工作，“和这么大的人物在一起，我心里怀疑自己能不能干好这项工作。”刘鸿钦这样回忆。“你去看看吧，相处一下试试。”领导这么说完，就算是定下来了。

专职司机邓朴方

谈完话转天就要她开始接手，刘鸿钦要负责新单位的人事、调档和审查入职人员资料。可当时她在民政部还有一摊子工作没做完交接，于是她只好白天在民政部工作，抽空看新单位的人事档案，晚上跟着其他人都去王鲁光家里和大伙一块讨论。包括邓朴方和王鲁光在内，当时不过三五个人。到了那她才知道，他们最初的工作不是为了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而是筹备残疾人康复中心。但筹建必须有钱，可钱从哪来呢？康复中心要有人员、医疗设备等等，基金会因此也应运而生。万事开头难，刘鸿钦面对全无头绪的工作，一个劲儿嘀咕：“这怎么弄啊？”

每天早上，刘鸿钦要把人事档案带在身上去民政部上班，晚上下班回家稍微休息一下，骑一段自行车，倒公交车再去鲁光家。朴方知道她每天拿着这么多私密档案不安全，就给她打电话：“老刘，你每天几点出来？我去接你。”从此每天晚上，朴方都到她家胡同门口等，时间长了弄得刘鸿钦挺过意不去的，每天从民政部回家之后赶紧做饭、吃饭——“不能让朴方等啊”，但每次邓朴方都提前在汽油站，从七月份开始，一接一个月，把刘鸿钦感动坏了。

我抢了儿子结婚用的煤气炉

1983年8月31日，那一天刘鸿钦记得特别清楚，她还特意写了一篇《难忘的岁月》纪念正式去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组报道。国管局给他们工作人员分了一套在北京市富建胡同的房子作为办公室，听说有200多平方米。刘鸿钦和其他两位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带着蓝色工作服就去搞卫生了。她心想这房子肯定好不了，就多带了一把铁锨外加几把小铲子，专门铲地上的土用。“贺邯生说他知道这地方，院子破旧，多少年没人住过。”一开门果不其然，那一间小院，三间向阳，一间西屋，全都脏死了。仅有的几个凳子和几张桌子还破破烂烂。西边的屋不朝阳，穿着棉袄都冷。“我很佩服朴方，他和鲁光就选在西屋里办公。”屋子里没食堂，都是自己带饭，刘鸿钦把自家的煤气炉硬给拿来了，“我儿子当时结婚了也想用，我就跟他说你给我救救急吧。配个煤气罐大伙中午就能吃口热饭。”

吃苦耐劳是我们血液里的基因

接触越多，刘鸿钦越佩服邓朴方。基金会刚成立，大伙都愿意跟着他干，“我有个邻居知道我在基金会工作就问我，‘邓朴方是残疾人，能上班吗？’‘能啊，照样上啊，上车下车利索着呢。’”有这样不辞辛苦的领导，大伙死心塌地工作。

那时经费紧张，刘鸿钦记得很清楚，买一支笔都要打申请。办公室椅子不够坐，大伙都是站着办公。后来为了募捐搞义演，场地要坐满，得有人来看，当时只有一部电话不够分的，联络完全靠腿，出去散消息，一个传一个。找来文艺工作者跟他们亲自说义演的意义，还到处发义演的宣传单。早上到办公室布置好工作，大家马上骑着自行车又出去了，人手一把宣传单，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连给人家参加义演的礼物都没有，还是因为没经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苦日子，刘鸿钦仍旧唏嘘。但也是那种苦日子，给基金会的血液里注入了不怕苦、能拼搏的基因吧。

“当时也没想到，基金会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我祝福基金会繁荣昌盛，像梅花一样坚强盛开，一直开下去。”刘鸿钦说的那朵花，正是基金会会徽上那闪闪发光的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