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和普通人一样质量的教育机会，找到一份跟普通人差不多的工作，是盲生们渴望的梦想。尽管阳光还没能照进每一个盲生的现实，他们面前也还有很多难以逾越的门槛，但无论管理者、教育者还是盲生群体本身，都在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
2014年12月，西安盲哑学校，尚有光感的盲童追逐着阳光。尤其在广大中
西部地区，普通人习以为常的教育机会对他们而言仍然珍贵。（摄影 张立洁）
每年的秋天，大批适龄的健全儿童都会背着书包进入学校，但长处黑暗之中的盲孩子们却并不都这么幸运。自然界的春花秋月、教室中的琅琅书声，以及操场上的追逐欢笑，似乎都离他们更遥远一些。
贫困的第一道坎
日出，起床，收拾完毕，宁夏同心县石狮镇城一村的杨霞常常要拉着姐姐的衣角，跟着一起去上学。“我喜欢姐姐讲学校好玩的事，讲书上的故事。”可教室里没有这个盲孩子的座位，半路上爷爷奶奶会把她截住，连哄带拖带回家。
离学校不远的路，成了她奢盼跨越的距离。杨霞的父亲说：“我们也想送她上学，但普通小学不接受，特殊学校上不起。”
政府自2001年以来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实施了“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即便如此，许多赤贫的盲生家庭仍无力承担孩子进入盲校的其他费用。
同在宁夏的10岁女孩陈蕊因先天性视网膜坏死失明。她的父母都是失地农民，父亲当建筑工的工资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收入。家里人为了她上学的事，先后联系过两所特教学校：一所需要每天早晚接送，显然父母挪不开身；另一所要交几百块钱的生活费——但就是这寻常的几百块钱，也超过了家里的承受能力。眼看着陈蕊错过了最佳入学年龄。母亲为此晚上愁得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有一天我们老了、走了，谁能照顾她一辈子？”
福建龙岩的农家女孩王兰金要幸运一些，她进了一所盲校里读书。但在一个春节，她的母亲突然扔下丈夫和两个女儿弃家出去，从此杳无音信。遭受变故之后，家境一落千丈，靠变卖家产度日，一度连她往返学校和家里的车费都掏不出。因为极端贫困，王兰金的学业面临着中止，幸亏在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得以继续。
这些孩子的故事并不罕见。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数量最多的国家，而许多适龄入学盲童生活在中西部的贫困山区。他们既看不到世界，也无缘文化教育，只能默默承受一切。
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孟杰盲人学校至今依然是河北南部地区唯一的民办
特教学校。办学十余年来，校长穆孟杰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很
多学生都是校长一个个到学生家里去找出来的，而所有的盲生入学费用
全免，他个人欠着几十万元的外债。（摄影 张立洁）
尤其是西南高原地区，因强紫外线、风沙、维生素缺乏与医疗落后，盲童比例一直高出内地。以贵州省2011－2012学年度的数字为例，6－14岁适龄盲童约9400人。全省仅有盲生174人，适龄教育盲童入学率不到10%。
在农村，因为贫穷和无暇顾及，许多盲童甚至一直被独自锁在家里，完全封闭，几乎不与外界接触。福建漳州一个姓丁的失明男孩，其父母在外打工，他的奶奶下田去干活，为防摔伤和走失，就把客厅大门和院子大门分别用塑料绳绑住，让孙子在家玩。谁知回来发现院门好好的，客厅的门大开，哪里都不见孙子的踪影。最终在院中水井里，才发现了坠井死去的男孩。
观念的阻碍
在西藏的很多地方，人们在传统观念里认为，眼盲意味着前世的业障，甚至是被邪灵附体的结果，许多有盲孩子的家庭，也通常把他们锁在家里，不让别人发现。
拉萨盲童学校的创始者萨布瑞亚也是一位盲人，起初她骑着马，外出寻找这些“隐身”的孩子。在孜贡，当地人们固执地以为盲童说不了话。有的孩子五六岁了，被父母一直绑在床上，肌肉缺乏运动，看起来只有三四岁的样子。连盲童学校的一名藏族工作人员，在参加工作之前也对盲人感觉不可思议，认为他们是“踩到了树神”。
萨布瑞亚找到的第一个盲童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还向她投掷石头。另一个日喀则的盲女孩索朗本措背着木桶去朱边打水时，有时也会被村人扔石子。“他们打石子，我会受伤，但是只能哭，哭出来会痛快些。”
萨布瑞亚感到说服工作的困难，“父辈们只是不相信孩子能学会什么东西，当他们发现孩子已经学到了很多的时候，会非常欣喜。可是祖父母无论何时都会问，盲人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
创办河北平乡县特教学校的穆孟杰，接触到太多被绑在床上、锁在地窖里、甚至被扣在大瓮里的孩子，“其实就是没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有的孩子都快20岁了还不会走路，十三四岁仍不会数数；有的不会用筷子，吃菜都是用手抓；有的因为看不见，去厕所弄得满身屎尿；很多孩子都性格古怪，非常容易使性子；有的害怕接触健全人，常常躲在房间里哭⋯⋯这些都为盲生接受教育设置了重重困难。
教育资源的匮乏与不均
1933年，在上海从事残疾儿童教育的孙昱森曾撰文《盲哑教育发展濡滞之原因》，列出影响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两大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二是师资缺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相似的困境仍然制约着许多地区的盲童教育。
穆孟杰的学校至今依然是河北南部地区唯一的民办特教学校。办学十余年来，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办学时投入的一百多万拼上了全部家底，东拼西凑还借了高利贷。所有的盲生入学费用全免，相应的大量经费支出便转移到学校上来，学校还欠着几十万元的外债。
“普先特后”，也是许多地方盲校工作者最有感触的四个字。搞校舍建设、师资建设、文体活动，教育主管部门首先拍脑门优先考虑的是普通学校。盲校虽然有社会捐助、公益基金的支持，但毕竟只在短时间内见效，缺乏持续性的保障。
当前盲校师资还主要是中师层次，盲校的教师除了教书育人，还承担着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日常生活监管和料理等多项职责，很多时候需要一对一进行，压力比普通教师大。虽然国家规定特教师生的比例定为1：4，可西部众多省市师资短缺，对学生的教育、生活管理达不到国标要求。有的省份目前还没有盲人师资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必须到外省，这无疑加大了培训成本。
另一方面，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一些盲童也面临着本地无盲校可上的困境。8岁的无锡男孩城城患有慢性肉芽肿，手术并发症导致了失明，在多方帮助下才去到南京盲校上学，每学期1000多元的饭钱，他和奶奶在当地每月2000元的生活费，以及异地医疗报销的额度问题，都给这个只靠父亲开出租车维持的家族带来了沉重负担。
无锡虽然目前共有视力残疾人4万多，但在就教处信息系统中，搜索到的2004年以来出生的适龄盲童仅为23人。由于缺乏生源，无锡没有设置盲校，盲童只能到周边的南京、上海、苏州读书。在此之前江苏常州曾花了上百万元办起了学校，第二年就招不到生。而新办的盲校，老师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长起来，很可能会造成生源流失，最后办不下去被迫撤并，又造成资源的浪费。
同时异地就读在一些地区又有着户口等方面的限制。女童瑶瑶的父母都在深圳务工，瑶瑶在未完全失去视力之前，曾经上过两个月普通幼儿园，但要上小学时，发现所有的学校都不愿接收，包括深圳唯一的特教学校也明确回复：不接收非深户的孩子入学，原因是该校的两个视障班已经爆满，再无空位挪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弟。一边是渴求上学而面临背井离乡的盲生，一边是为经费担忧、生源面临两个极端的特教学校，这样的矛盾长久困扰着盲教事业。
不松的随班就读
或是因为盲校入学难，或是因为追求更好的教育质量，不少家长愿意让盲孩子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10岁的男孩何小东患先天性白化病，在一所普通小学接受正规教育。由于视力差，读书、写字时，他的小脸几乎贴在书本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即便坐在第一排他也看不清。这让何小东变得沉默寡言,“我喜欢上学，可班里的小朋友不跟我玩，我很孤单！”
浙江的一位角膜劝捐员“心舞”对一个进入普通学校的男孩印象很深：“他因为看不见，被安排在了讲台的旁边。为了不影响班级总成绩，他的成绩也被单独计算，不计入班级总分。这样的环境，怎么能让孩子得到好的发展呢？”
有个在北京某普通中学初三随班就读的先天白内障孩子，中考前夕学校找到他的家长，以“孩子成绩不佳，如果考不上，对身心成长将造成巨大的打击”为理由，劝说家长签署了一份“弃考自愿书”。和有类似情况家庭接触后，家长才反应过来，学校不让儿子参加中考是怕影响升学率，但自愿书已签，维权难上加难。此时再联系盲校职业教育，又被告知需要有中考成绩。家长悔恨不已：“因为我一时糊涂，现在孩子既不能去普校，又不能进盲校，孩子的未来一片渺茫，是我毁了孩子的一生。”
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发达地区，随班就读的“资源教室”仍是奢侈，多为“随班混读”。普通学校缺少无障碍设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也不会盲文和手语。学校本应向视障学生提供大字教材，但许多随班就读的盲生只能自己去印。更困难的是，考试时校方并不提供大字试卷，12岁的低视力小学生陈聪只能尽可能近地贴在试卷上逐字辨识，往往别人交卷了，他才做了一小半题。
高考与就业之惑
中国的盲人数量占世界盲人总数的18%，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国家设计了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的特殊教育体系。适龄的盲生进入各级盲校，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大部分人进入职业中专或者培训班，学习针灸按摩。少数则进入高中上大学。
盲人参加普通高考领域出现了破冰——2014年高考，河南盲人考生李金生交白卷引发争议，甘肃盲人考生张耀东则以558分的成绩考取湖北中医药大学，成为盲人高考放开后第一位进入普通高校的盲人学生。
在此前，中国1691万盲人想读大学，只能以单招单考进入北京联合大学、长春大学等三所大学下辖的特教学院，专业只有音乐、按摩可选。尽管2008年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早已做出相关规定，但直到去年，教育部才首次印制了盲文试卷。
进入普通高校的张耀东感叹道，“先把大门打开最重要，门外放着什么打开才知道。可能是野山参，也可能是一包土。以前大门上着锁，二门上着拴，小门上着扣，那怎么能行？”
“都说高考是根指挥棒，其实北京联合大学招考也是根指挥棒，要慢慢加大试卷难度，逐渐和普通中学接轨。到中学都有些晚了，从小学就要开始抓。”
盲生的职业前景十分狭窄。一位盲校老师说：“孩子们初中毕业后，要面临一个选择：读高中或读中专。读中专就意味着，现在就要去学按摩了。读高中呢，三年以后接着学按摩。不管走哪一条路，最后都还是要走回盲人按摩这条路上来。”
而其实这是许多盲生上小学一年级时就被告知的“宿命”。由于课程的设置与学习的难易程度不同，他们逐渐真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普通学校学习进度跟不上，考试进度更跟不上”。
更多的盲生选择了职业教育。19岁的武汉盲生陈泽喜欢读名著。“因为小时候有个梦想，想当一名作家，所以就特别喜欢看书，也比较喜欢写一些文字。”陈泽说。但面对现实，“我感觉可能性不大。因为要当作家，要看特别多的书，要去特别多的地方，看不见的话，这个梦想要实现特别不容易。”
也有一些孩子不甘心，努力跟命运抗争。有个学生通过努力，考上了长春大学音乐系，大学毕业后，却发现声乐技能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太困难了。“过了几年，他实在是在社会上没法生存了，就回到我们学校读短训班，还是从事按摩。”
获得和普通人一样质量的教育机会，找到一份跟普通人差不多的工作，是盲生们渴望的梦想。尽管阳光还没能普照进每一个盲生的现实，他们面前也还有很多难以逾越的门槛，但无论管理者、教育者还是盲生群体本身，都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