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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纪实

    新浪:为了8500万残疾人的梦想

    2014-03-26

     1983年的春天,刚刚在加拿大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的邓朴方那一年39岁,由于文革中一家人的遭遇,高位截瘫的他体会过世态炎凉,饱尝了病痛折磨,他深知康复是残疾人的第一需求。正是由于切身的体会,在国外接受治疗后,邓朴方毅然回国。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让中国的残疾人也能享受到世界一流的康复治疗和服务。

    “我们必须要建一座像样的康复机构!”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康复机构,外号“拼命三郎”的邓朴方坐着手摇轮椅,找到了当年同在301医院住院的哥们儿兼病友,和自己有着类似境况的王鲁光。邓朴方把想法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刚开始的时候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汽车,除了民政部的四位干部在民政部领工资外,其他人员一概没有工资,连补助都没有,都是熟人介绍的朋友无偿过来帮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蒋小明回忆起当初在北京市富建胡同1号的小四合院创业时的情景。

    就这样,在邓朴方、王鲁光等人的积极奔走呼吁下,得到李维汉、胡子昂、季方、华罗庚、赵朴初、黄鼎臣、吴作人、张邦英等德高望重的 “八老”,林月琴等31位全国人大代表,黄家驷、吴阶平等12位专家的支持,筹备成立中国肢体伤残康复研究中心。

    首先,建立康复中心需要钱,他们四处筹款……有钱的捐钱,没有钱捐物也是好的!随后,接收方又成了问题!“后来慢慢就明白了,必须有一个接收单位,再到海关总署办免税手续。”要建康复中心,必须先成立基金会!就这样,在筹建康复中心的过程中,先期完成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建立工作。资金有了正当的对接途径,为康复中心的建设,乃至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起步扫除了障碍。

       1984年3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胡启立批示同意民政部党组《关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人选的报告》。3月10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推选国家副主席王震为名誉理事长,程子华、王光英等27人为名誉理事,崔乃夫为理事长,李正、邓朴方、张自宽、郭济为副理事长,王鲁光为秘书长。

     3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的会场悬挂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会徽,我看到了‘残疾人’这三个字,真的感慨万千,因为在此之前,我和许多残疾人兄弟姐妹都被称为‘残废人’……会徽是梅花的形状,象征着经历严冬也傲雪绽放的坚强品格,也象征着期待春天到来的希望。”至今,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不仅仅是一个基金会,它也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当基金会的牌子悬挂起来的时候,美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个梦想是朴方同志的,也是我们大家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起步都与之生存的大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基金会的成立更大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残疾人运动密不可分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上“充分参与和机会平等”理念日渐流行;1981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残疾人年”,DPI(残疾人国际)成立;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宣布1983年至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同时呼吁各国与国际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直至1992年,“国际残疾人日”确立。

    第一代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未曾被人了解的陌生事业,将逆境中的人世沧桑换作悲天悯人的大爱之心,用低调回应一切喧嚣。2003年的“联合国人权奖” 颁奖现场,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第一个坐轮椅得奖的残疾人,邓朴方说,“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比起做到的,要多得多”。这也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成立以来融进骨子里的一种精神,残疾人自己的基金会,为残疾人谋福利,天经地义。

    为“人道主义”

    写下新的注脚

    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慈善组织在政府有意识的培育下实现了历史性的回归,包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内第一批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开始出现。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也逐渐扩大,为基金会的筹备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环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创始人们始终在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呼吁人道主义。1984年3月,邓朴方主持制订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传提纲》,提出了残疾人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人道主义是我们的旗帜”,“残疾人不是废人,只要社会给他一个条件,一个帮助,他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包袱”。“提纲”还总结了新中国残疾人的福利工作,明确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宣传和实行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率先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开展抢救性三项康复工作,到形成“集善工程”公益项目品牌。重声誉、讲诚信,建设透明、规范的公益机构,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立会之本。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筹资能力与方式、援助范围与力度、公益项目数量与质量都实现了长足进步,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截至2013年12月,基金会累计筹集款物合计53亿元人民币,倡导、推行了1000多个旨在帮扶残疾人的公益项目,使上千万残疾人受益。

    弱者的权利状况是丈量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尺度。数据只能标示基金会发展三十年来的物质海拔,而残疾人生存状况在多大程度得到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究竟如何,才是三十年来精神海拔的水位线。而无论物质的海拔还是精神的海拔,终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是任何一个时代永恒的主题。

    播下种子,

    收获慈善之花

    2014年1月22日,“长江新里程计划”三期项目工作会议顺利举行。对此,邓朴方很感慨:在我们创业之初,李先生于1991年作出的捐款真是雪中送炭,催生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带动了事业的全面发展,给几千万残疾人的命运带来整体而久远的影响。

    自1984年起,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捐款,至今逾4亿港元,其中包括捐资开展三期“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

    自2008年始,交通银行(3.65, -0.05, -1.35%)十年内捐赠一个亿,支持残疾贫困孩子完成学业、特教学校改造、特教老师培训。

    台塑集团王永庆先生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设立中国大陆地区首个人工耳蜗捐赠项目,捐助一万四千多台人工耳蜗。2008年国家人工耳蜗项目正式启动。

    正保集团的远程教育学习卡帮助残疾人完成上学梦,集政府、企业、香港赛马会等多方力量于汶川地震后建立了拥有国际一流康复水平的“四川八一康复中心”。

    每年一个主题的“集善嘉年华”慈善活动,“集善三星爱之光系列公益项目”,“集善如新蜜儿餐” 关注残疾儿童营养,“启明行动”为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信息无障碍论坛使残疾人跨越信息鸿沟,“阳光伴我行”公益项目,为脑瘫儿童提供轮椅等等。

    在基金会的各类项目中,改变命运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从“输血”起步,着力贫困残疾人的抢救性三项康复,开展小儿麻痹矫治手术(助行行动)、白内障复明手术(启明行动)以及聋儿听力语言训练康复(助听行动);第二个十年,“输血”同时探索“造血”,启动“扶残助学 春雨行动”、“启明行动”;第三个十年,“输血”与“造血”并重,打造一批公众知晓度颇高的品牌项目:“阳光伴我行”、“我送盲童一本书”、“集善残疾儿童助养”等,将公益项目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近几年,基金会着力打造了“集善工程”这一公益品牌,形成了集善嘉年华、启明行动、助行行动、助听行动、助学行动、信息无障碍行动和助困行动等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项目,在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文化和体育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打造“世界一流基金会”:

    公信力决定一切

    没有公开就不可能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就没有生命力。慈善公信力的建立,需要慈善组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捐助信息公示制度,建立监管机制,同时也离不开外部监督。为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建立了完善的网上信息披露制度,捐赠人可以通过基金会网站查询在线捐款账目,查看项目实施动态;查询审计报告、财务报告等相关信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回答了公众三个问题:钱是怎么来的,钱是怎么花的,钱花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早在2001年,邓朴方就提出“二次创业”的要求,要把基金会建设成“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世界一流基金会”,这是目前基金会的主要战略发展规划之一。近几年的公信力风波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经受住了考验,逆势上扬,非常不容易。”基金会会长邓朴方感慨道。在透明管理方面,基金会走得更远,一直坚持着“阳光”发展。

    “做国际一流基金会,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网络时代做事情必须透明化,香港的说法是‘比白还要白’,这是基金会的传统,一定要保持下来。”基金会始终坚持公开、透明、高效的工作原则,近年来随着《基金会管理条列》出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动自查,将隐患消灭在萌芽,并按照民政部制定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和《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要求,积极完善规章制度,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除了要建立健全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制度和内部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监督作用更为重要。为了让每一分钱都在公众眼皮底下,201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整版公告,印有2010年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的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名字;2012年5月8日,基金会又在央视新闻频道大晒账单……自2011年始,基金会加强公益项目监管工作,成立项目监管领导小组,就定期组织捐赠者代表一起前往项目实施地区,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回访,以加强对项目实施地区资金捐助使用情况的监督,以便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更好地服务于残疾人。

    2008年,在民政部首次对基金会的评估考核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被评为5A级基金会,这是公募基金会的最高评级;2010年2月,民政部授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2011年, “集善工程·启明行动”荣获第六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2013年,“阳光伴我行”公益项目荣获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2013年基金会再度获评5A级基金会;2013年荣获“年度信息披露情况抽样调查卓越组织——慈善透明榜样”称号……

    未来三十年,

    基金会大展宏图   

    业界有一个“三个三十年”的理论: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政治的三十年,政权体系建立,逐渐成为政治大国; 1979年到2008年是为经济的三十年,市场体系建立,企业发育,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未来的三十年,新的社会生长点将是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她将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就像第一个三十年当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和第二个三十年当中企业所起的作用一样。

    对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有着深刻的认识,从慈善资源的角度来看,国字号基金会有官方背景,募集捐款时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对政府依赖性也更强,存在着内部管理体制僵化,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工作人员的聘用还沿用旧的事业单位机制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基金会”遇到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不谈官办还是草根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共同努力,将慈善的盘子做大,真正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中国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原本是“多”的意思,生活方式多元,价值导向多元。容纳不同形态的社会慈善组织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论怎样多元,核心应该不变,善与爱的共识应该强化。

    摆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面前的困难,也是所有慈善组织共同需要面对的困难,那就是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没有进入常态化发展这一现实。2010年,我国GDP已近40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还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但是,“社会资金富裕,慈善资金缺乏;爱心奉献丰富,慈善组织缺乏;捐赠方式多样,税收政策缺乏;社会需求暴增,公益服务缺乏”是业内普遍认可的现实。

    谁都知道经济上的巨人,不等于精神上的巨人。唯有把公平正义、大爱之情注入整个社会,导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改变每个社会成员对待弱者的观念,才是慈善事业真正的春天。而基金会最终起作用,仍然需要通过政府、企业、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她需要“政治”有良知,“经济”讲良心,要把人性添加到核心社会推动力中。掌握权力的人有了慈心,能做的善事,那太大了,从商的有了善举,能做的比掌握权力的人还多,还大。未来三十年,基金会的价值倡导功能才是改变中国慈善事业现状的心灵力量。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未来充满变数,慈心作善,为了8500万,正如三十年前起步的那个春天,做慈善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公开、透明、高效率、高公信力的世界一流基金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40314/2346185141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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